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不同，这一点中国古代的诗人们就有明确的认识。正如姜夔在其《白石道人诗说》中提及：东坡云：“言有尽而意无穷者，天下之至言者。”山谷尤谨于此。清庙之瑟，一唱三叹，远矣哉！后之学诗者，可不务乎？若句中无余字，篇中无长语，非善之善者也；句中有余味，篇中有余意，善之善者也。根据姜夔的看法，在诗歌写作中，苏轼曾经指出，好的写作应该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，即“诗贵含蓄”。而黄庭坚（字山谷）的创作做到了这一点。一唱三叹的清庙之音并不是良好的示范，后来学诗的人应该效仿苏黄——句有余味、篇有余意，这样才是优秀的创作。从语言层面看“诗贵含蓄”不论是姜夔，还是苏轼、黄庭坚，他们所认为的“诗贵含蓄”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坚持诗歌语言是与日常语言不同的。语言在承担日常交流使用功能时，最好应该是直接明了、简单易懂的，而在诗歌创作中，却往往追求一种不那么明确的指向，往往让人不能一下就能完全领悟的语言，即含蓄的“诗语”。实际上，语言本身就有一定的局限性，语言并非就能准确传达出一个人的想法。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中。早在多年前，庄子就已经悟出“言不尽意”的道理。他说：“语之所贵者，意也。意之所随者，不可以言传也。”（《天道》）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，它不可能把人的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，即“言不尽意”。《外物》篇有：“筌者所以在鱼，得鱼而忘筌；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；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”（筌用来捕鱼，蹄用来捉兔。）庄子打了比方说，语言就像筌、蹄一类的工具，语言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的，在达到目的之后，语言就会像其他工具一样被忘掉。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实际情况，但是，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，完全舍弃语言是不现实的。不过这种以“言不尽意”为依据的“得意忘言”说对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，古代文学注重“意在言外”的传统正是基于这一基础。既要充分利用语言文字发挥作用，又要避免语言文字表达的局限性，因此古代诗人会借助于语言文字的暗示、象征等特点，寻求在言外含有不尽之深意。因此要求含蓄、有回味，追求“味外之旨”“言外之意”的成了古代诗人潜意识中的共识。“诗贵含蓄而恶浅露”成为历代诗人创作诗歌的一个重要原则。“诗贵含蓄”与“比兴”传统。“含蓄”是中国诗歌的传统审美品格。这种审美倾向，从《诗经》就已经开始了。我们知道，《诗经》中诗歌创作的三种表现手法“赋、比、兴”。朱熹对其解释是：“赋者，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。比者，以彼物比此物也。兴者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。”比、兴相对于赋的平铺直叙，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。“比”，简单来说就是比喻；“兴”，就是“触物起兴”，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、引起诗人的歌唱，通常在诗歌开头。“比”“兴”这两个概念在中国诗学的发展过程中后来合二为一，组成另外一个概念“比兴”。简单来说，“比兴”介于“比”与“兴”之间，具有“兴中兼比”与“比而兴”的双重性。实际上，《诗经》中“比”与“兴”就是经常相伴出现的。《小雅·采薇》：“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。曰归曰归，岁亦莫止。”托物起兴，以薇菜由盛到衰的生长过程暗示季节的推移，进而表达战士久戍不归的思乡之情，含蓄隽永。《国风·氓》：“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。于嗟鸠兮，无食桑葚！于嗟女兮，无与士耽！”以桑叶起兴，用茂密的桑叶比喻女子妙龄，将对情爱的沉溺与贪食桑葚的鸠鸟相类比，形象地展现出封建社会中女子在爱情中地位的不平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到后来，当“比兴”成为一个概念时，人们更多偏重在“兴”上，或者指的是兼具“兴”的特征的“比”。这种重视“兴”而贬抑“比”的取向，也是因为“兴”更符合含蓄蕴藉的美学特征。“比”的基础在于二者的相似性，以“理”为主，过于明白质直，而“兴”以“烘托”“渲染”为主，更便于抒情。如：《周南·螽斯》是以螽斯成群飞舞喻主人子孙之盛；《卫风·木瓜》是以木瓜和琼瑶做比喻，“言人有赠我以微物，我当报之以重宝”。这些“比”，本体与喻体之间具有相关性。“兴”虽然也建立在两种事物的相关性之上，但其中相关性往往是“可意会而不可言传”的。用于起兴的事物，与它所引发的主观情思的关系应该是若即若离的、比较隐蔽的，宋代诗论中提及的“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”“不涉理路、不落言筌”，一直被认为是“兴”的最理想的境界。诗歌真正表达的情感，是由兴辞引导、烘托出来的。并且整个作品的格调，都会受到“兴”所创造的氛围的影响。姜夔以及宋人创作中的含蓄。前文提及宋人论诗追求“含蓄”，他们不是空论，而是有许多实践。比如，以“江西诗派”为代表的宋诗，主张作诗要有一种典雅的气质，他们注重典故的应用，而用典，不仅是体现出宋人“以学问为诗”，更加能够表现出“含蓄”美。——因为典故包含的故事信息是非常大的，即便诗人没有明确指出，熟知典故的读者却很容易Get到。如黄庭坚的“程婴杵臼立孤难，伯夷叔齐采薇瘦。”这两句诗是咏竹的，程婴和公孙杵臼为完成使命作出重大牺牲，伯夷与叔齐为了信仰宁愿饿死。这样用典故便把竹子的品格刻画出来了。姜夔在创作上主要以词著称于世。他的创作，也有“含蓄”之美，并为这种审美倾向贡献了自己的艺术，他的清雅词派注重寄托，遗貌取神。姜夔写过一些感怀时事的词，如《扬州慢》，描绘了金人践踏杨州后的荒凉景象：“自胡马窥江去后，废池乔木，犹厌言兵。”“废池乔木”与“犹厌言兵”互为表里。此外，词中还抓住一些具有特征的景物，今昔对比，进一步抒发自己对国事的忧虑和关怀。为数较多、较为人注意的是姜夔的爱情词。词人早年曾与合肥一位擅长弹琵琶的歌女相恋，后来分手。这段情在姜夔心中史始终耿耿于怀，先后写过近二十首词作怀念这段往事。他尤其喜欢写梅以寄托情事，但他“咏梅”，却往往不正面描摹梅花形态，而是旁敲侧击，写的是和梅花有关的情事与典故，因而他的词是浓郁的抒情性的。这种写作风格正是被称为“清空”“不质实”的体现。正是这类词构成了后来被称为“清雅”词的主要特点。如：长记曾携手处，千树压、西湖寒碧。又片片、吹尽也，几时见得？——《暗香》昭君不惯胡沙远，但暗忆、江南江北。想佩环、月夜归来，化作此花幽独。——《疏影》广泛地看，古诗词中的许多流传千古的名篇之所以为众多的读者所喜爱，正是因为它们语言凝练，内涵丰富，具有浓厚的耐人寻味的含蓄美。具有含蓄美的诗歌的确也是符合读者的审美需求的，正如提起李商隐，人们更多的想到的是他的朦胧婉约的那类爱情诗，其实他的许多有关时政记录与批判的诗也写得非常好。“诗之至处，妙在含蓄无垠。”（清·叶燮《原诗》）含蓄的诗歌作品往往有“言近而旨远，辞浅而意深”的特点，因此为了更好地领略诗歌之美，我们应该反复品读，透过字面去挖掘深层含义，从而获得极大的审美享受以及写作上的启迪。
